浅议古籍影印理念的变迁论文（浅议古籍影印理念的变迁与发展）
论古籍影印观念的转变。影印是什么意思？
经常搞“国学”的朋友，尤其是各大国学、古典小说论坛的朋友，甚至发帖抱怨这本书的歪曲，那本书的润色，甚至情绪化。这时候我只好苦笑，不好意思直接反驳。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些朋友不了解影印古籍的历史和观念的变迁，以至于在使用影印本的时候过度信任或不信任。
影印技术是清同治十三年从欧美传入上海的，最早也是外国人开始的。光绪五年，上海点石斋开始用影印技术出版中国的书籍。早年影印比较有名，如清政府委托文同出版社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单独影印《康熙字典》的《二十四史》；竹楼影印本《二十四史》等。但大多是近作的影印，不是版本，是石版画的方便便宜。所以这些和古籍影印关系不大。
影印一本好书，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古籍影印，始于民国二年董康聘请日本人小林中野在日本影印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此后又有著名的日文影印宋刻本孤本《重广会史》、傅增湘影印宋版《周易正义》等。都是摄影后做成Collotype(玻璃版)影印。因为Collotype每页只能印两三百份，因为不能印粗糙版，所以成本相当高。
商务印书馆兴起后，影印开始盛行。商业上也有collotype机，但由于成本较高，多用于刻字。影印古籍是用石版画，后来是用金属版。它的影印件是最著名的，如原始大影印件《续古逸丛书》，缩小统一影印件《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末，影印多以石版画或金属版完成。仅有1960年、1961年出版的《中国版刻图录》、1963年出版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宋代出版的《古逸丛书三编》、宋代出版的《金石录》等少数影印件是用珂罗版制作的。纵观20世纪的古籍影印，建国后的珂罗版影印并不多见。民国时期，除了日本的几种影印，藏书家为了保存副本，影印了100多种善本广为流传。因为Collotype的抄写本是黑白的，可以分辨颜色的深浅，所以照相后可以直接打印，既省去了描摹过程避免新的错误，又可以分辨重叠的内容。而且Collotype的拷贝数的限制导致了Collotype的拷贝并不受欢迎。因此，完全忠实于原版原貌的版本学价值，就成了Collotype的复制品的唯一价值。商务印书馆用石板和金属板影印古籍，是出于成本考虑，也是因为自始至终主持古籍影印业务的张元济秉持的文化救国理念。(《续古逸丛书》基本没有第二意)，其实节约成本也是为了更好的推广。但是石板和金属板的影印有一个问题：黑白是单色的，颜色的深浅无法区分，导致有些书版面模糊或脏污，如果不点缀摄影基板，字迹会难以辨认或被基书上的浅色污渍完全遮盖。但笔画一旦润色，有时难免会出错，或擦掉笔画，或描错笔画，或描错字。当然，除了技术问题，还有一个纯概念性的问题：为什么要影印古籍？刚才我说了，民国初年藏书家为了临摹，影印了少量座谈会版的珍本古籍，应该是极其忠实于原著的。而以商业为代表的出版社(包括文献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室、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普罗大众的普遍阅读为目标。试试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本(出版社：《四部丛刊》)收藏的都是家族背诵的四书，如帛、粟，四人缺一不可”，所以影印古籍只是为了提供一个错别字少的阅读文本，所以《四部丛刊》很多都删除了前人的原圈点(如0100问题最严重的是《花间集》。本书书名是根据《双剑楼》宋本影印的。而《双剑楼》中缺失的卷二、卷四，则直接由《汉粉楼》中的另一个宋本补充，未加说明。最严重的问题是《尚书正义》直接根据其他书籍进行校勘溯源(甚至有些错误)，校勘记录没有发表，对学者造成了很大的耽误。这些都是不尊重原版原貌的行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版本学只针对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古代书商。
贩的绝学，而且版本研究以原件考察为（试看当时版本学著作，无一以商务的缩小影印本为证据），因而影印的心理不是也出现不了专门为了供人做版本研究的资料，而是作为一般的阅读善本出版。建国以后也是一直秉持这一普通阅读理念进行古籍影印，比如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以32年影印本为底本影印，影印时师心自用，直接挖改里一些底本错字，极其不尊重底本；同年同社影印《聊斋志异》手稿本、庚辰本“石头记”，均为求阅读便利，打乱稿本原有的书叶错序而“恢复”正序。又如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文解字注》直接挖改底本避讳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钜宋广韵》，将底本日人补抄的卷三除去，以系统不同的四部丛刊本补入。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更是受到极左思潮影响，1962年上海翻印1961年台湾影印甲戌本“石头记”，出于政治因素，删去一切胡适的痕迹，甚至把胡适补写并在补写处加盖私印的地方全部挖去胡适痕迹，以书中他处同字字形补入，大大失真。这些都是影印理念不以版本研究为目的所导致的。更有甚者，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己卯本“石头记”竟然以某几位研究者的观点为指导，擅自删去底本朱蓝二色批语，其原因只是因为这二色批语是民国时收藏者所书，而非己卯本“固有”（其实，以自版本学肇始便有的版本研究角度和现在的古籍影印理念看来，一部古籍尤其稿本、钞本，只要确实存在其身上的东西，都不能仅凭研究者的意愿轻易断定其非“原有”而在影印时予以剔除），此所谓主持者观点所左右，颇像当年戴震为了自己的《水经注》校本而涂抹《永乐大典》原书。因此，20世纪的古籍影印（除去早期一些珂罗版）一则由于技术问题，一则由于影印理念，一则由于政治因素或者主持者学术观点因素，很难达到我们现在，尤其网络学术爱好者的版本研究的要求高度。但是，21世纪开始，一则是影印技术的提高，即四色套印和电脑制版的成熟；一则是《中华再造善本》所确立的“传本”理念的影响，以版本资料为目的的古籍影印逐渐多了起来，《再造善本》就很多是底本有模糊而不加描润、北图社版“己卯本”对于底本毫不改动均为此一理念的产物，但这些都能因技术提高而颇存真貌。这可以说是古籍影印的理念由一般阅读向版本资料（传本）的飞跃式转变。这一转变一则是出于既要保护善本而有使专家学者能在尽量少接触到原本的情况下同样能进行学术研究的需要（《再造善本》），二则也是受到当今非体制内研究爱好者增多而对旧有影印理念不满而所给予的刺激。其实在第一点上，倒有走在前面的先驱，这便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所影印的古籍文献，但当时仅仅是理念的变迁，技术也仅仅达到珂罗版的分浓淡的效果和理念的变更而免于描润。因此我们利用20世纪的影印本的时候，切莫要以今日的理念苛求，更不能误以今日的影印理念误用。
古籍影印理念的影响 古籍影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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